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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铺天盖地的广告投放计划，砍掉三分之二。

    全国性媒体的新闻通稿，撤。

    因为周德全的意思很明确了，江振邦谨慎思考，决定还是按照领导意思来，低调一点。

    邮电部没分家，电信和移动还在一口锅里。

    小灵通动的是谁的蛋糕？是每分钟两块五毛钱通话费的手机的蛋糕。

    跳得太欢，搞得太高调，兴科小灵通面世就卖爆，邮电部的另一派没准会迅速反应过来，恼怒之下，找个什么PHS不利于3G技术发展的理由，一纸禁令就能把兴科小灵通按死，到时候周德全也保不住。

    先依托各地邮电局的营业网点进行终端铺货，用最朴素的口碑传播代替大规模市场推广吧

    把市场一点点做起来、用户养起来、基站铺起来，从四省和魔都逐渐辐射到全国，等上面发现尾大不掉了，兴科再扩大战果轰轰烈烈的造一造声势也不迟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芯片和政策都搞定了，小灵通量产的另一关是供应链。

    产业协作大会上招来的那批兴科下游配套企业，以毕亚迪为首，有八家已确认落户大西区。

    但厂房整修、设备安装、工艺调试、工人培训，每一项都要时间，不是签了合同就能立刻出货的。

    最快的厂家预计四月试产，最慢的得拖到夏天。这段过渡期内，小灵通的核心部件仍然依赖现有供应商，产能上不了量。

    不过在兴科取消对小灵通大肆营销打广告之后，前期这个产能基本也够用了。

    1997年的第一个月，转瞬即逝。

    江振邦每天的日程表排得密不透风，全国各地来回跑。

    兴科集团的事，大西区政府的事，省国企改革领导小组的事，三条线交织在一起，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，中间能抽出二十分钟吃饭就算奢侈了。

    偶尔他还要跟高管们通宵讨论管理制度、产品迭代方向。

    另一边，北二路沿线那26家企业，在兴科搬走了三家之后，剩下的23家陆续的也开始拆设备、清库房了，有四家动作快的，是和兴科同一时间搬走的。

    厂区门口贴着大红纸写的“本厂搬迁，另觅新址”，路过的老工人站在那儿看半天，有的叹口气走了，有的蹲在马路牙子上抽烟不动。

    二月份一到，年味渐浓。

    奉阳的年，来得实在。

    从2月1号南方小年开始，楼道里便飘出煤烟味和炖肉香，街边卖春联的摊子一排一排的往外冒。

    下岗工人把家里攒的旧货拿出来摆地摊，像什么锅碗瓢盆、旧棉衣、八成新的收音机，挨着卖年画和春联的一起摆。

    说不上哪里喜气，哪里悲凉，就那么混在一块儿。

    小孩子不管这些，兜里揣着两挂小鞭炮满街跑，噼里啪啦炸得流浪狗直往胡同里钻。

    1996年说：再见，我要走咯！

    1997年说：艹！我他妈来了！！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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